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。

《周易》体系中的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的众多卦爻，其实均是古代人用蓍草并采用揲蓍的方法而推演出来的。这得益于他以道释儒、儒道结合的创造性诠释。

由本以观之，义虽博，则知可以一名举也。但是，王弼那个统御万理的一是无，是孤傲的、冷漠的无形无为之道，故而在一与万之间存在着隔阂。仰以观于天文，俯以察于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。[[19]] 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一，《二程集》上册，第127页。[[5]] 《周易注·上经·观》，《王弼集校释》上册，第315页。

不用而用之以通，作数而数以之成，斯易之太极也。其用四十有九，则其一不用也。若之何毁之？……仲尼闻是语也，曰：‘以是观之，人谓子产不仁，吾不信也。

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历史里，事物的发展过程中，在一定条件下，必须保持平衡，才能维持事物的存在。《论语》记载：子不语怪力乱神。孔子既尊天，又讲命，这在理论上是一致的。但他赞同举贤，主张知识分子(士君子)参政，宣称他的弟子仲田、端木赐、冉求都有从政的才能(5)，并且说：雍也可使南面(6)，即以为冉雍可以治国。

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，在五四运动以前，就影响而论，没有别的历史人物能和他相比。而孔子怀疑鬼神、超脱生死的观点，又促进了无神论的传播，使中华民族的宗教意识比较淡薄，这又有利于文化科学的发展。

克己复礼之训则说明仁与礼的联系，其义仍由立人、达人而来。如果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保持平衡，才能继续向前发展。(3)宪问……克伐怨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仁矣？子曰：可以为难矣。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

孔子也要求君主遵守一定的原则，他说：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。这个传统也与孔子有关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(12)君对于臣，也要遵守一定的制度。

孔子又说：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知矣。这个转变时代是由领主所有制转向地主所有制，还是由奴隶制转向封建制，目前史学界尚无定论，而且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定论。

子曰：‘汝奚不曰：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八、宣正名以不苟言 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张，《论语》记载： 子路曰：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子曰：必也正名乎。

这种士人参政的主张，显然是与西周制度不合的。在阶级社会中，仍然流传着一些揭示公共生活规则的处世格言。《论语》载：樊迟请学稼。孔子在汉代以后二千多年中，被崇奉为偶象，在那个时代，人们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。(4)对于夏殷也还是有所取。无论如何，这所谓天不同于商周传统观念中的天。

在另一条件下，必须打破平衡，才能继续向前发展。《易大传》出于孔门后学，但孔子确曾研究过《周易》。

《论语》中有这样一段对话： 定公问：一言而可以兴邦，有诸？孔子对曰：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几也，人之言曰：‘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，是任何阶级的道德所必然要求的。

五、标仁智以统礼乐 《吕氏春秋》说：孔子贵仁。孔子从周，也是相对的。

兼言三德是儒家伦理学说特点之一。在《论语》中，不乏纠正名义的例证： (1)冉子退朝。(23)由这段故事看，孔子是不赞同祈祷的。他说：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学而知之者次也，因而学之，又其次也。

(72)这里把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对立起来，劳动人民从事农稼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知子只讲究礼义就行了。清人阮元《〈论语〉论仁篇》说：子贡视仁过高，误入圣域，故孔子分别圣字，将仁字论之曰：所谓仁者，己之身欲立，则亦立人。

孔子强调行、生、逝，这就是孔子的天道观，这个天道观包涵着辩证法。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。

所谓丘之祷久矣，乃是抱绝祈祷的委婉的说法。六、道中庸而疾必固 孔子非常崇尚中庸，他说：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。

但他又不以多闻多见为满足，更要求贯通。商韩讲究法治，有其进步意义，但完全忽视道德教化，甚至以人民为敌，就陷于谬妄了。孔子以生而知为最上，这是唯心主义观点。(58)孔子自称非生而知之，这不是谦词，乃是实语。

后来荀子讲百王之无变，足以为道贯(2)，正是从孔子百世可知引申出来的。(51) 子曰：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。

(74) 《斯大林全集》第2卷，第294页，1972年版。孔子自称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(7)，即强调继承前人的传统，不必致力于新的创造，可以说有尊重传统而轻视创新的倾向。

关于孔子的资料，有《论语》和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以及《礼记·檀弓》中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。西周时代，学在官府，祝史掌握了全部知识。